今年不是我们的整年，不管我们怎么费尽心思翻过来、倒过去地算。
母校的风气历来务实，推崇低调，不事张扬，多少年难得地大张旗鼓
作一回整寿，却又不是我们这届的整年。
其实就算是整年又能怎样，有太低的辈份儿摆在那儿，学长前面有的是学长，整年前头有的是整年，海内海外、天南地北、火车飞机而来的校友早已把那里挤满，我们那并不宽敞的系馆里再小的屋子也摊不到给我们一间。
我就特别欣赏母校这种时刻的这种规矩，不论职位高低，管你尊卑贵贱，一切都按年头来算，只管报出你是哪一届，哪一年。排在前面的可以住进小桥流水、花木葱茏的校园，排在后面的就只能在校门外周遭的大小宾馆里委屈几晚。这一晚校内校外、方圆几里的餐馆酒家已奚数订出，找不到一张桌子给我们和远道而来的同窗亲密聚谈。
于是我们走开，把一个我们称为校庆日“除夕”的聚会，挪得远离了我们那心里其实非常想念着的校园。
把色调古雅的校庆别针戴在胸前，在车里一边观景一边聊天，走过西二环，穿过长安街，指着一座座崭新的楼，念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象是在参观同学的作品展览，那一个个曾同班而读、同室而居、熟得不能再熟了的朋友，已经把各自的心血，摆上了北京的街边。
坐在东方广场地下一层的“热带雨林”里，真的有那么点不习惯。太吵了，那爬满顶棚和四壁的树枝藤蔓、绿叶花瓣本该带来一份清幽，那昏暗的灯下本该有一份宁静以使人得以柔情缱绻，最好还应有真实的小鸟飞来，把这里错当成自己的家园，然后品一杯苦苦的现酿生啤，在轻缓的背景音乐下悄声攀谈。
但不是的，一进门那份喧嚣就差不多将我撕裂，灯光明晃的舞池里外籍歌手们在手舞足蹈、大呼小叫，我们忙往密林深处躲闪，那个和我们某位同学是密友的老板一脸热情地迎出来，告诉我们说躲到哪里都一样，整个厅里从头到尾都已把大功率的喇叭装满。
就这么只好在老板为我们拼好的大桌前坐下，喝着瓶装的“蓝带”，边听那位同学扯着嗓子讲他的杰作——就这歌厅门边那对一人多高的镶在墙上的鱼缸，怎么太沉了不能搁在楼板上，怎么费劲想法儿的才和梁勾上。好在谁也不会想到这些，所有客人看到的，恐怕只是那对新奇的、有着各色热带鱼在里面游着的、花花绿绿地镶在门框上的其大无比的鱼缸。
那怕是有好几吨重的、当然是盛满了水的大鱼缸！真是庖丁眼中无整牛，我们眼里也很难有整房、整地、整墙。我们干的这一行！
我突然又喜欢这里了，这种热闹真的使我好象回到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光，那些个我们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一起长大了的时光。那时在夜晚的校园里，我们的专业教室也是这么喧嚣吵闹，在支起的图板旁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，收录机里的音乐总是放得很响，大家总是一边在画，一边在唱，也有人时不常地扯着嗓子在嚷，只不过那时嚷的是他在板上的画，现在嚷的是他摆在街上的楼，镶在墙上的鱼缸。
幽暗的灯光下看不到彼此的表情，但一种默契在我们之间传递，久违的日子其实离我们并不远，不同的只是过去我们想往的事情今天我们踏踏实实地在干。那每一双经过训练的眼睛仍象当初那样捕促着世间的美丽，那每一颗历经浮沉的心仍象当初那样充满激情。
我喜欢闹市中的这片“热带雨林”，它让我找回了那种我以为是早已经彻底失去了的真挚和单纯。
